1959年，罗瑞卿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，公安部部长一职出现空缺，按理来说，应由担任常务副部长的徐子荣接替，但徐子荣过于谦虚，表示有人比自己更适合这个职位，在候选人中，有杨勇、杨成武、张宗逊等名将。

可是这些将领，包括前任公安部部长罗瑞卿，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都是红一方面军出身，为了搞好团结，亦或是平衡几个方面军的势力，毛主席选择了红四方面军的谢富治。

当时的谢富治可以说是“西南王”，身兼云南省委第一书记、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、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数职，在毛主席的点将下，谢富治从西南边陲来到京师重地，出任公安部部长。

关于谢富治，相信大家是比较熟悉的了，秦基伟将军评价他“政治水平高，在作战指挥上很有一套”，党史上也对他前半生的革命功勋作出了肯定，可是就是这样一位功勋卓著的将军却在特殊时期参与了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活动，以致于晚节不保。

今天我们就来说一下与谢富治相关的一些小故事。

时间来到1958年，当时云南出现一个神秘人物，他叫刘金汉，是湖北省红安县供销社的采购员，刘金汉是带着红安县委的委托来云南向谢富治要汽车的。

一天，开完会的谢富治在办公室接见刘金汉，由于谢富治是云南一把手，刘金汉难免有些紧张，当谢富治看完刘金汉带来的红安县委的信件后，说：

“小老乡嘛，多大了?入党了吗?”

当得知刘金汉27岁且是党员时，谢富治露出欣赏的目光，说：

“湖北那么好，长江大桥都通了。我们云南属于边疆，又闭塞，比不上湖北啊!你还跑我们这里来要东西……”

刘金汉回答：

“首长，红安穷啊!县里什么东西都短缺，尤其是车辆指标红安就没有。你们云南交通不便，中央又处处照顾云南，不如把你们的物资匀一些给我们，算是对家乡的支持，我回去也好交差呢。”

谢富治听到大笑说：

“哈哈，你这个青年人不简单，讲起话来人情人理，派你来挖我的 ‘墙角’，我不给你也得给啊!”

随后，谢富治叫来后勤部的何德部长，指示给刘金汉解决一下红安紧缺的物资，一听是谢政委的老乡，何部长不敢怠慢，盛情款待了刘金汉，还把车管处、营管处的几个处长找来了，说：

“这是谢政委的老乡，红安人民有困难，请我们云南支持一下，帮忙解决一些物资。”

几个处长看到刘金汉本上记的东西，纷纷表示“要什么给什么。”

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刘金汉简直成了招待所最神秘的人物，除了何部长与几个处长之外，就连秦基伟司令员和夫人都来看他，这让招待员意识到这个人肯定不简单。

最让刘金汉很高兴的是，在谢富治的帮助下，云南省商业厅给红安解决了一台解放牌汽车，刘金汉说：

“这是红安全县第一台解放牌汽车啊！”

对于谢富治，刘金汉后来回忆说：

“那时谢富治还是够意思，还有家乡观念。”

第二年，也就是1959年，谢富治调到北京，出任公安部部长，兼任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司令员与政委，于1965年被任命为副总理，还在1966年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，进了中央政治局，可以说在党政军方面，都担任要职。

十年特殊时期，谢富治更进一步，还担任了北京市革委会主任、北京市委第一书记、北京军区政委、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等职务，还在1969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与中央军委委员。

1972年3月26日，谢富治因患胃癌病逝于北京，终年63岁，中央为其举办了隆重的追悼大会，天安门广场、新华门等处降半旗致哀。

令人没想到的是，过了八年，谢富治的名声出现极大的反转，1980年，谢富治被开除党籍，骨灰移出八宝山，骨灰盒上的党旗也被揭下，被确认为谢富治为林彪、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。